李文喜向记者介绍，有资料统计显示，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共有18种名称、66种面额版别，其中大部分为纸币★■■★★，个别为金属币■◆■★◆★，■■◆“其中有的为自行印刷，质地比较粗糙，有的是利用旧的官帖◆■◆■，也就是官银号钞票★★◆■■■、有价凭证等，改造或加盖印章而成的票券。”

　　如今，每年有近30万的参观者会来到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，而这几张珍贵的义勇军纸币，就像一块块无字丰碑，默默地向人们讲述当年先辈们那一段段浴血奋战的故事。

　　“义勇军货币的意义很重大，除了解决了抗区部队生活和给养问题，帮助农耕，对于解决东北金融严重滞止◆◆★★■■，日军滥发货币也有着很现实的意义。最主要的是■★★◆★◆，在义勇军当时所处的艰苦环境里，义勇军货币的发行，更像一种无声的呐喊，昭示着所有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、抗战到底的决心◆★■◆。”李文喜说★■■★。

　　曾任东北军步兵第一团副团长的唐聚五，于1934年4月在桓仁成立了辽宁民众救国会和辽宁民众自卫军，公推唐聚五为自卫军总司令。自卫军成立后发展很快，兵员最多时达10万人。当时，以通化为中心的辽东地区交通不便，商品经济不够发达，市场通货紧缺。自卫军军需及当地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，初期主要靠各县税收、各界爱国人士捐助和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支援，但难以解决实际需要，因此◆■，由辽宁民众救国会通过民众银行先后发行了两期军用货币★◆■■。

　　军用票流通于辽东的通化、桓仁◆◆、宽甸、抚顺等13个地区，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中币值最高、流通地域最广、印制较精致的货币■◆。第一期“军用券”桓仁版，发行于桓仁县，发行总额30万元■★◆，有1元、5元、10元三种面额◆◆。票面形制仿照东三省官银号兑换券样式★■◆◆。第二期“军用券”通化版★■■■■◆，发行总额约600万元，有1角、2角、5角、1元★◆、5元、10元六种面额，币值较高。李文喜介绍■★★◆◆■，当时市场上“军用券”1分可买1个肉包子■★■，3元可做一桌有海参的酒席，10元可买黄金1两。

　　除了在辽宁发行的这两种义勇军货币★◆★◆，在吉林和黑龙江也有义勇军货币发行流通★■◆★◆。吉林榆树县的“榆树县财务处吉钱条”，因其票面为白地红花的花纹，因此被当地百姓称为“大白杆儿◆◆■◆■”或◆◆“大白条”。“吉钱条在时间上是最早的东北义勇军货币◆■，也是全国最早的抗日货币。”李文喜介绍。而在黑龙江则有在马占山抗区发行的“黑龙江官银号大洋券◆■★”，俗称“马大洋◆★”或“马票”★◆★★，但辽宁抗区一直是发行货币种类最多的。

　　九一八事变后，邓铁梅与抗日英雄苗可秀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，在凤城、安东★◆◆★、岫岩、庄河等地展开战斗。随着队伍逐渐扩大，部队给养出现了问题，邓铁梅在抗区成立了税务■■■、警察、石印等局◆■。1932年春，邓铁梅从丹东购入一台旧式石印机◆★■■，设法从日军司令部弄来纸张后开始印刷钞票。当时发行量仅2万多元■★★★，与奉票通用，主要在龙王庙一带流通使用■★■。这种钞票在群众中信誉很高，被称为◆■■★◆“邓司令票”或★◆■◆◆“老邓票”。

　　除了★★◆★■“老邓票◆★◆★”，辽宁民众救国会发行的军用流通债券（简称军用券）也一度成为义勇军货币中币值最高◆★◆、流通区域最广、印刷最精致的货币。

　　因为当时很多东北义勇军的抗区都地处偏僻的山村，交通不便，经济不发达★■■，经费十分困难■◆■★◆■。爱国人士组成的抗日救国会曾在平津地区发行爱国奖券10万元，但只是杯水车薪★◆，不能根本解决抗区部队给养和货币流通需要。于是一些义勇军部队开始分别发行了流通于各自抗区之间的货币。

　　在诸多义勇军货币中，流通时间最长的是被人们称为“老邓票”的一种义勇军货币，它的流通区域为义勇军名将邓铁梅的抗区★★。

　　■★“义勇军抗日的区域被称为★■‘抗区’★■，这些纸币就是在这里诞生和流通的。”李文喜告诉记者，“这些货币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抗日货币。■★★★”

　　1933年5月◆★★■◆，由于叛徒的告密，埋藏在地下的印钞设备全部被日军抢走★◆■。至此，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的发行宣告结束。但东北民众自卫军钞票一直流通到邓铁梅牺牲的1934年5月，是义勇军货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种★◆◆。

　　在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的展示柜里■■★◆，静静地躺着几张珍贵的纸币。它们是东北民众自卫军发行的1元、5元、10元三种面额的纸币。这三张纸币，也是葫芦岛农垦集团文化旅游部部长、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馆长李文喜一度视为珍宝的特殊文物。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烽火，东北100余个县的各阶层、东北军★■■、公安部队爱国官兵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，奋起抗战。而这些东北抗日义勇军纸币，就见证了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。